摘要：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 ...
[58]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行初字第1519号行政判决书。
根据《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63条第2款规定，行政委托与民事代理在内在运作逻辑上存在同一性。当然，并非所有的组织皆可成为被委托主体，基于公权力的特殊性，其执法主体需要一定的资格资质。
[19]这类观点认为，若将行政委托以委托性质进行分类，可以划分为内部委托与外部委托两种类型。《国家情报法》12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开展相关工作。在警力资源匮乏的年代，治安联防队的出现对于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未明确界定其执法权限，一段时间内，治安联防队员违法违纪事件频发。在《行政诉讼法》制定过程中，有不少民法学者参与其中。从法律地位上而言，无论是公务员还是行政辅助人，都是接受国家行政委托的个人主体。
在现代国家，这样承担国家职能的个人中，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公务员。然而，近些年无论立法还是实践对于这一理论早已有所突破，如辅警等行政编制外人员与行政机关间，同样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承认可审查裁量问题的判决实际上是承认了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承认私人在法律的范围内请求行政机关作出适当决定的权利。
司法机关的这一补充，与多数实践是相符的。在有所取舍之后，在本书中只有部分案例得到反映。适用《行政诉讼法》第77条的明显不当进行审查属于严格审查。注释: [1]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脚注3。
张咏文也认为，比较研究的方法应立足于本国国情，而不可照搬移植，在行政裁量收缩论中并没有细致对比中外的状况。原本明显二字，可以说在审查强度上是比较弱的，但法律允许此时法院可判决变更，以法院的意志直接改变或取代行政的意志，这才使其审查强度达到最高。
判断余地说是说要审查行政裁量，只是在行政机关在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存在判断余地时予以尊重。至于明显不当，也就是原先的显失公正，它是适用变更判决的一个标准。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是对裁量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请求权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司法审查的限度。也就是这样一种思路：〔立法：法律〕→〔行政：裁量——裁量基准＋说明理由＝补充要件〕→〔司法：判断过程审查〕。
本书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自身裁量论研究的终结。（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但鉴于本书是专题性研究，而且第四章还是我的博士论文主体内容，自然无法割舍行政裁量论中的这一重要议题。二、关于本书的若干观点 张咏文在全面梳理本书主要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批评和疑问，阐发了其自身的立场和主张。
本书将种种考虑事项融入法律要件的补充过程之中，以说明理由和裁量基准来集中展示这一判断或论证过程，而法院在事后也能藉此来审查行政裁量。从权利与救济的关系上来说，法院的审查和裁判基础应是对私人行政法上权利的维护，如此才合乎我国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的制度逻辑。
从应然角度来说，应当放弃在明显不当时作出变更判决的做法。行政机关发动自身的权限去主动发现危险、预防危险，这是国家保护义务的要求。
为了适用法律，行政机关要就种种因素作出判断，在认定之后作为要件补充到法律规范之中，最终得出个案中的法律效果。这些多数也是我的软肋所在，我也难以有力地作出回应，这里仅就几个问题稍作说明和发挥。承蒙章剑生教授和《公法研究》抬爱，郭兵、张咏两位浙大出身的青年才俊分别撰文对拙著《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作出评议（以下简称郭兵文、张咏文）。的确，在现在德国、日本的判例和理论上已鲜有将无瑕疵裁量请求权作为问题者，这或许是因为它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实现。但在实践中，有的判决更多地是显示出补充要件的一面，有的判决则是更多地着重于作出行政决定的判断过程。诚然，从图书与论文的差别来说，虽然本书是从若干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相较于论文而言，图书是容许有更多篇幅去叙述的。
三、关于本书的框架与写法 张咏文认为，本书 章节之间逻辑疏离、体系松散，特别是第四章防止危险与行政裁量收缩论与主题的联系却相对薄弱，由第二章行政裁量与行政过程论过渡至第三章行政裁量的瑕疵与司法审查的过程亦欠缺必要的起承转合。行政裁量的判断过程，不仅可以将个案中的合法权益、法的目的、合比例性、平等性、正当程序等作为考虑事项来把握，也能将合乎行政立法、行政立法合乎法律等作为考虑事项来理解。
4. 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内涵与定位 张咏文认为，本书主张应当涤荡滥用职权中的主观因素，该文认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明显不当与滥用职权并列，可分别在行政行为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方面担当审查标准，更不必将滥用职权拉回客观化的轨道。这里想顺便一提的是，在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部分（第三章第四节），本书归纳整理了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审查方法或标准，将其对应于不同的审查强度之中，换句话说，这不是按照逻辑来演绎设计的。
本书在交稿之前不仅核对了书中所有的文献，还删除了诸多可有可无的申述、不够成熟的一节（给付行政的实现与行政裁量）。如果将裁量基准理解为裁量理由的一般性说明，那么，在设定裁量基准时，则主要应听取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利益团体的意见，这是正当程序的需要。
2. 要件裁量的承认与否 当然，对于要件裁量问题，张咏文提出：应当如何回应效果裁量论者将树木当成果实一部分的批评，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59条第2款也仍将解释性基准与裁量基准分列？效果裁量论只承认法律效果上存在裁量，而否定法律要件上存在裁量。故而，作为一种审查方法或标准，分别列举。就是说，想强调的是多数情形下行政裁量的可审查性，而非对司法审查的排斥。当然，我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虽然可能存在着种种理解偏差，但对我国自身的实践还是颇为关注的，检索了大量的裁量类的行政裁判文书，阅读了诸多可能相关的判决。
本书郭兵文认为，行政过程论可以说是本书的一条主线，作者关于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与司法审查的研讨基本上都建立在这一研究视角下。这也是通常情形的理解。
一、关于过程论的基本视角 两篇书评不约而同地特别指出了过程论视角。不仅仅包括考虑事项的有无判断，还包括考虑事项的轻重权衡。
本书的功能主义，则是就行政机关擅长实体性判断，法院专于程序性控制的功能差异而言，二者发挥各自优势，以控制行政裁量。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7条均承认变更金额的判决，但其大致适用于羁束或裁量收缩至零的情形，属于撤销判决的一种。
能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国的法院已有不少审查行政裁量问题的判决，但仍有很多案件是以存在行政裁量为由而不予审查的，换言之，这是一个相对于过去做法的有限进步，仍需着力推进。②协商行政导控模式、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有看低司法审查的嫌疑。另外，对于中等审查中的根据判断余地说的司法审查，也有朋友表示不解。
多数情况下，私人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会先申请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职责。5. 课予义务诉讼先申请要件的承认与否 无论是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还是2014年的《行政诉讼法》，对于履行判决均未规定先申请要件，只是到了2015年的司法解释中加入了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条件，并根据是否需要调查和裁量可作出不同内容的履行判决（第22条）。
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权利，在各个具体领域会有对应的权利表现，诸如在政府采购中获得公平对待的权利、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等，所以在个案中概括地使用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情况也会减少。对于防止危险的行政，本书已有指摘（第237页）：当事人的请求或陈情只是为行政机关的预见提供一种可能、一个线索而已。
3. 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意义所在 张咏文认为，在拓展司法审查范围这一层面上，‘无裁量瑕疵请求权起到的作用恐怕没有那么大。在案件尚不够成熟或裁量尚未收缩为零，法院并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为，而更多地是满足这种程序性权利的需求，仅仅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